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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年，直播带货频繁翻车。

当公众的目光聚焦在辛巴的“糖水燕窝”、疯狂小杨哥的“香港美诚月饼”，以及罗永浩是否涉虚假宣传时，其背后的打假人王海也引发关注与争议。

今年52岁的王海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因打假而名声大噪。

1995年春天，22岁的他怀揣着一百多块钱，在北京某商场买下两副粗糙的索尼耳机，去消协、工商、质检、厂家……四处奔走，步入打假维权索赔之路。此前的一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消法》）新增惩罚性赔偿，即第四十九条规定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“退一赔一”。

一个多月后，王海打假索赔“成功”，引起了公众的关注。他接受媒体采访，参加节目，学习并宣传《消法》，被称为“国内打假第一人”。那一年此后也被称为“消费者维权元年”。

与此同时，王海的打假也争议不断。1995年冬天，王海受邀参加中消协组织的座谈会，参会的政府官员、法学专家、商场老总们就“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‘刁民’，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法律空子”争得面红耳赤。

2024年12月中旬，王海穿一身黑色衣裤，背着双肩包，戴着他那副标志性的黑色墨镜。他穿过几栋楼，步伐有力，快速走进一家茶馆，坐在凳子上，喝了一口茶后感叹道，三十年过去了，对职业打假人的争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

王海。 澎湃新闻记者 柳婧文 摄

三十年来，围绕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，以及以营利为目的的打假是否应该获得惩罚性赔偿等，始终没有定论，而相关法律规范和执法尺度也是几经变迁，有时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。

据澎湃新闻2022年报道的《争议职业打假︱卖150碗熟肉被判赔十倍背后：“假货”之争》，北京盈科（长沙）律师事务所史文林律师及其团队成员贺梓娟、曹晓华检索了2021年以来全国1003份涉及“知假买假”的食药纠纷案件，包括原告起诉的食药品有“无标签或标签与实际不一致、信息未标注或不正确”等问题，他们发现全国法院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比例为63.56%。

2024年8月，最高法发布《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指出，购买者明知所购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，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购买者诉讼请求。

近几年，越来越多的主播涌入打假赛道，其背后是随着直播带货电商兴起，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倍增。

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，2023年，全国12315平台接收网购投诉举报1261.1万件，占投诉举报总量的56.1%。此外，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逐年上升，5年间增幅高达47.1倍，主要问题集中在购买到“三无”产品、货不对板、售后维权困难等。

据中国经济周刊刊发的《直播带货为何频“翻车”》，一位商家对记者表示，和头部主播的合作基本不赚钱，品牌更看重对方能带来的曝光率。但也会遇上被压价得特别狠的情况。有时商家被逼无奈，只能专做一批“直播专供”平衡成本。不排除个别商家考量成本，出现产品以次充好的情况。

甚至还有带货博主割商家的韭菜。2024年8月，“太原网警”发布的一则视频透露，网红“太原老葛”被指带货四次收取佣金900万元，但销售额中1911万元是刷单，其因涉嫌诈骗被立案。

与此同时，一些打假人走入直播间，通过视频打假的冲突性画面，刻意激化矛盾，吸引粉丝关注，赚取流量；甚至有打假人捏造事实，栽赃陷害商家，涉嫌敲诈勒索。

这些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，让公众对打假人的质疑声渐起。

2024年8月，国家市监总局印发《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（2024年版）》指出，要依法规制职业索赔行为，对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、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，要从严审查，准确把握投诉受理范围、举报立案条件等。

据财新刊发的《打假盯上直播间 产业化运作游走灰色地带》，某位接近地方市监局的人士指出，当前市监体系正在经历变革，打假人在市场监督中起到“吹哨人”的作用，但这不应该异变成牟利手段。

王海觉得，强调打假是为了挣钱，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，这也是《消法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初目的：倒逼商家和MCN公司在质控、质检、口播、售后等方面提升标准，制约不良商家制假卖假的违法行为。

对于有人评价他“蹭流量”，王海称，他蹭流量，是为了揭穿骗局。

这些年，王海一直处在争议的“风口浪尖”。3月14日，王海微博账号因违反法律法规或《微博社区公约》被禁止关注，引发热议。他本人发朋友圈称，系因转发江某莲涉嫌诈骗捐款信息，被禁言6个月。实际上，山东即墨今年2月发布调查结果称，反映江某莲求助捐款涉嫌诈骗与事实不符。

设计 郁斐

【以下根据澎湃新闻记者和王海的对话整理：】

“线上打假更难，特别是‘代发分离’”

澎湃新闻：这几年，你关注电商行业，特别是直播带货比较多？

王海：实际上并没有，主要是直播带货比较火，大家对直播带货比较关注。我本身不看直播带货。网友发现直播间买的东西有质量问题，找我们爆料，我们才会去关注。

澎湃新闻：有人说，你近些年打假很多大主播，辛巴、小杨哥、董宇辉等，是为了蹭他们的流量。

王海：他们要说我蹭他们的流量，我肯定就是蹭他们的流量，因为只有通过蹭他们的流量，才能揭穿他们的欺诈行为，揭穿他们的骗局。

澎湃新闻：相比传统的线下打假，线上打假的区别是什么？

王海：主要是跨地域打假更难，特别是“代发分离”（即主播在直播公司所在地带货，消费者拍下的货物实际上是厂家或者仓库发出的），比如在北京带货，发货方可能是广州、义乌、天津，任何地方的工厂都有可能。不少线上发货地址都是隐蔽的，或者是虚假的，生产工厂可能根本找不着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举报后，执法人员去查处假货工厂也有难度，因为跨地区行政执法比较难，这也会让责任方更容易逃之夭夭。

澎湃新闻：近几年，直播带货接连爆出产品质量问题，你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？如何杜绝直播间的假货和瑕疵产品？

王海：直播间宣传给“家人们”谋福利，把价格砍下来，但他们自己又要高额的佣金，高达20%、30%，导致带货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，加上代发分离，他们没办法把控产品质量，甚至哪个厂家发货都不确定，问题层出不穷也就不奇怪了。

大品牌的利润空间有限，很多产品也都是明码标价，比如说矿泉水、可乐等，大家都知道它们的价格，而且价格本来就低，砍价空间也有限。而一些小品牌，或者贴自己牌的产品，利润空间大，才有砍价的空间，直播间不少是这样的产品。比如小杨哥卖美诚月饼，宣传是香港品牌，直播间喊价200多元一盒，小杨哥一步步把价格砍下来，最后卖100多元一盒。有消费者向我们爆料，我们去香港实地探访，标注的地址没有生产美诚月饼的这家公司。

杜绝直播间的瑕疵品和假货，首先要直播间自己把控产品质量，掌控货源。

小杨哥美诚月饼直播截图。 图源网络

澎湃新闻：此前，辛巴燕窝糖水事件出来后，辛巴率先赔付给了消费者。在你看来，直播带货这种新的经济形式，商家跟主播的权责大概是怎样的？

王海：在我看来，直播带货就是电视购物的网络版，但现在相关管理部门往往将他们纳入广告代言人的范畴，直播带货的大主播、网红主播只负连带责任，几乎所有的责任都归品牌方，不管是质量问题导致退货，还是欺诈行为导致的赔偿。因为商家跟直播间的合同就是这样签订的。

商家为什么愿意签订这样的合同？消费者在直播间买东西，大主播的推荐是他们做出购买决定的关键，辛巴、小杨哥在直播间砍价，消费者都很兴奋。这直接导致了直播间掌握定价权、话语权，商家和品牌方处于弱势。当然，一些小主播跟商家谈判时就没有定价权。但现在大主播越做越大，像滚雪球一样，线下商店则一步步萎缩。

澎湃新闻：一些打假博主盯着直播间的标签问题，甚至一些口误，被指是吹毛求疵，你们打假的标准是什么？

王海：一些打假博主为了吸引流量瞎打。欺诈行为指，实施欺诈行为这一方主观上有恶意，故意隐瞒捏造对消费者购买决定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的行为。这也是我们打假的标准。比如说，卖家隐瞒了手机是偷来的，以正常的二手手机卖给买家；或者手机内存是256G，卖家告诉买家是两个T，这些都是欺诈行为。

“承认利益驱动，但对违法的职业索赔要打击”

澎湃新闻：当时大众对“知假买假”有争议，且并不一定能拿到惩罚性赔偿金，你为什么会想到把它当成自己的职业？

王海：在北京打假索尼耳机后，我整天琢磨这个事。后来，我找了一些老师、朋友聊，包括向律师朋友咨询，发现大家对这一块都很陌生。不久，北京又出台了《消法》的一个实施细则，把具体的几种行为列为客观的欺诈行为，消费者据此可以要求退一赔一。我看可操作性增强了，赶紧从青岛又回到北京，去商场买了一堆假货，假皮尔卡丹皮鞋、假宾利皮具等，第一周就拿到了赔偿金，执行效率非常高。

澎湃新闻：你当时怎么看待打假？还是说纯粹把它当成赚钱的一种方式？

王海：我当时预判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假货欺诈行为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增多，打假有社会需求。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是鼓励消费者站出来和假冒伪劣产品做斗争，这也是《消法》最初的目的。所以从一开始，我就强调打假是为了挣钱，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。

澎湃新闻：假如打假都是为了赚钱，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？包括现在出现的打假主播、职业赔偿人等，有些利用违法手段索要赔偿金。

王海：敢于承认利益驱动是正常的，不承认利益驱动，有可能是骗子。但对于违法犯罪的职业索赔人，该打击就要打击，弄虚作假、栽赃陷害、无中生有等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

澎湃新闻：职业打假争议不断，你觉得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争议？

王海：以前争论最多的是，我到底有没有受到欺骗。实际上，我肯定是要买了产品后，再去鉴定，才能确定是真是假。而且有这种情况，一开始是假货，后来厂家授权了，产品就变成真的了。

争议比较多的还有，认为我打假以营利为目的，是把卖假货的骗了，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。不认为制假、售假不道德，反而认为打假不道德。

“有一段时间，我在商场买不到东西”

澎湃新闻：你无论是参加节目，还是接受媒体采访，包括自己拍视频，都戴着一副墨镜，有时还化很夸张的妆，为什么？

王海：以前，我们是去商场打假，去买货如果人家认出了你，就没有办法买了。现在，我们做的工作也需要保护好自己。

澎湃新闻：你有被认出来、被拒绝购买商品的情况吗？

王海：很普遍。早期，我总去隆福大厦打假，我一到那儿，值班经理就会跟在我身后。我到柜台买东西，交完钱，开好小票回来拿货，售货员就对我说，“不好意思，东西已经卖完了，这是别人买的，付完了钱还没来拿货。”那一段时间，我在北京的商场都买不到东西。

澎湃新闻：职业打假是专门挑商家的刺，你会因此紧张并担心对方报复吗？

王海：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，我研究了相关法律，也跟很多律师有过沟通，包括法学专家河山，了解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来龙去脉：改革开放后，经济迅速发展，市场上出现了琳琅满目的产品，与此同时，也出现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。国家为了打击欺诈行为，遏制假冒伪劣产品横行，把历史上“假一赔十”的民间规则上升为法律。

澎湃新闻：从1995年开始，你频繁接受媒体采访，包括参加央视的节目等，曝光很多，但之后有10来年，你没有出现在舆论场，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又重新出来，能具体介绍下你的经历吗？

王海参加央视1996年《实话实话》栏目。 图源网络

王海：实际上，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变化。1996年，公司成立后，我就一直在做相关的事情。但我们公司真正赚钱的业务是帮企业维权，打击商标侵权、专利侵权，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。

做这些工作时，很多客户要求我们保密，因此我有一段时间出来得比较少。

其实，在促进消费者权利方面，我们做了很多工作，包括公安机关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“山鹰”行动中，打击假冒“旗舰”复印纸案件，就是我们的人去卧底调查，发现造假工厂，再协助警方端掉造假工厂的。

最近两三年，我们主要打假食品中的非法添加物，跟消费者关系密切，因此媒体关注得也多一些。截至目前，我们已发现并举报了1700多个非法添加物，比如消毒产品里添加激素、抗生素；化妆品里添加防腐剂；减肥功能食品里添加利尿剂、泻药；壮阳类产品添加伟哥类物质等。2023年，公安机关调查的一个咖啡案件，也是我们举报的。

澎湃新闻：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些食品的非法添加物的？

王海：主要是根据消费者爆料，再去摸排、检测、鉴定……比如说某壮阳咖啡，商家宣传喝了一晚上能有多少次，夫妻关系很快和好了。我们买来检验，发现它含有那非类物质，在法律上属于有毒有害物质，如果使用不当，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

“我们的工作需要保守秘密”

澎湃新闻：介绍下你们公司。

王海：公司一共有四个团队，调查团队、律师团队、实验室和我自己的视频团队，全职人员大概四五十人，还有一些兼职人员。工作需要个人保守秘密，否则就没法干了，因此团队之间有信息隔离，但也互相培训，比如实验室的人给律师团队培训，律师给调查团队培训等。四个团队中，实验室于两年多前成立，算是比较晚的。它主要做食品、药品和化妆品非法添加物的检测，一年运营成本估计要千把万，实验室现在还没有盈利。

澎湃新闻：你们公司具体如何盈利？

王海：我们主要基于客户的需求来展开工作。比如，帮企业查造假窝点，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们的收费就是30万元起步。我们有资源优势，全国各地都有人。但近两年实验室成立后，我们调查食品药品的非法添加物比较多，检测出问题的，我们向相关部门举报。有举报奖金，少的几千元，多达几十万元，最高100万元封顶。比如，此前我们举报的生产假日本锅的案件，执法机关对其罚款500万，他们通知我们过去领奖金。除此之外，我们通过帮消费者维权，可以拿到赔偿金的分成。